打工文学的定义是什么？打工文学远离文学评论界的视野吗？打工文学何去何从？……日前，“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”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，邓友梅、雷达、李敬泽等20多位国内著名作家、评论家和安子、王十月等两代打工文学作家，就打工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展开热烈讨论。主流作家和评论界
名家第一次表现出对以打工文学为标志的底层写作的“集体性关注”。
打工者写，写打工者
如何定义打工文学？打工文学到底“姓”白领还是蓝领？多年来，关于打工文学的定义，争议不断。
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是最早提出“打工文学”概念的人士之一。在他看来，打工文学伴随上世纪80年代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的浪潮而应运而生，它几乎影响了那一代漂泊南方的异乡人。
当年，外来工从乡村来到城市，面对文化的碰撞和市场经济的挤迫，痛感“走出了乡村，走不进城市”，“白天是机器人，晚上是木头人”，他们渴望通过“我手写我心”，文学由此成为他们忙碌之余的心灵寄托。
当年流行深圳的“打工歌谣”唱道：“一早起床，两腿齐飞，三洋打工，四海为家，五点下班，六步晕眩，七滴眼泪，八把鼻涕，九（久）做下去，十（实）会死亡。”———“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‘打工文学’生活原型。”杨宏海说。
“打工文学就是打工作家自鸣自放自己心中情感，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。”文学评论家白烨如此一语概之。
但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李敬泽却有不同看法。李敬泽认为，把打工文学仅仅看作是打工者的文学，这在学理上讲不大通，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，这样的观点，未免狭隘。李敬泽表示，对于打工文学的命名，并无现成经验，可以根据其创作与理论的实践，形成大致的文学命名，但不能对其进行一个硬性界定。
“打工文学还是要进行界定。”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雷达却有另一番坚持。雷达认为，打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，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、过渡性的文学类型。雷达对打工文学概括为“打工者写的文学，写打工者的文学”。
打工文学缘何远离文学主流
“随着打工者的成长，打工文学也在成长，它需要评论给它一个带动。然而，现实中，关于打工文学的学术评论，远远滞后于打工文学的创作。”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博士这样认为。
打工文学缘何远离文学主流群体的视野？有评论家就此分析认为，原因有三。首先，第一代打工作家的写作素养与理论准备普遍不高，没有与主流作家、评论家对话的实力；其次，在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，居于中心的作家从精英文化的立场出发，对打工群体和工农大众生活有隔膜，打工文学无法进入实力派作家、批评家的视野；第三，打工文学的被“妖魔化”。
这其中，被“妖魔化”一度牵绊了打工文学向前的脚步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打工文学作品屡屡被出版商肆意炒作，大量文字戴着打工文学的面具，内容却被别有心机地偷换成了发生在发廊、出租屋、歌舞厅等的或猎艳或血腥故事。打工文学从而元气大伤。
打工文学往何处“打工”
打工文学何去何从？
对此，雷达认为，作为平民化、粗加工的文学类型，打工文学为主流文学提供了丰富的体裁、话语、问题和人才资源，但是，它大可不必硬要与纯文学攀比，维持它本身粗粝的、自然的风格就好。
雷达也指出，打工文学确有提高文化品位的必要。创作者应该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表现打工者的精神世界上去，写出种种冲突———如劳动者和资方的冲突、农业文明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冲突、农村与城市的冲突，尤其是写出人的灵魂嬗变之痛，这才是打工文学的应有要义。
面对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幸，面对打工群体，作家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写作？“起码应该做到自我警觉和反思。”李敬泽一语概之。
李敬泽指出，现在有许多作家写打工题材，姿态都是高高在上，他们对底层生活的关切，并不是出自于自己生命的体验，而是一种“话语的运作”。一些打工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意被冠名为打工文学作家，在观念上存有世俗的计较。
“但是，不要忘了，文学意义上的奋斗和个人生活上的奋斗是不一样的。偏远、边缘或是乡野的生活经验往往是作家拥有的最大的资本。这些背景对于没有力量的人来说，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，是要极力洗去的羞辱的‘红字’，但对于真正有力量的人来说，这些背景才是你力量的来源，是你可以依靠的广阔原野。”
文学不等同于文学经典，只要与人民的生活呼吸联系在一起，就是“活的文学”。精英写作与底层写作共存，才是和谐的文学生态———正因如此，“是向下走迎合低端市场，还是向上走争取进入主流”，这是摆在打工文学作家面前的一个最新课题。 (记者 李桂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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