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很多文化人眼里“书商”是个贬义词，我也曾经颇为认同。但当我回忆起自己与几个书商的交往，才觉得它至少还算中性词。不仅因为他们帮过我（他们帮我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）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书做得快，做得好，卖得多。
我在京城读大学那几年，是二渠道最热闹的时候。那时北京的书商很多，很活跃（从正面说），也很猖獗（从负面说）。他们的几个主要“据点”有和平里北街的“惠×饭店”、西直门附近的“紫×大厦”、白石桥路靠近北京图书馆的“国家××局”大院里，许多腰缠千万贯、名声赫赫的民营书业大亨都盘踞在那。全国各地许多书店的老板、出版社编辑、名作家与业余作者、广告商、印刷厂与纸厂老总、平面设计高手等云集于此，门庭若市。
我最早认识书商是在二年级。我师兄把一个叫周祥的介绍给我，正是他，把我带进了光怪陆离的书商世界。从此，我大半课余时间在外联系书商，给他们写东西（“攒稿子”）。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傻书生，生活困窘，自己出书，过去可是想都没想过的，如今有人让写书，还拿稿费，甚至还可能署名，那还不往死里干啊？钱嘛，不多，经常被克扣，但总比没有好，也有一分钱都拿不到的，不过算了，就当练笔；署不署名其实也无所谓，反正写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呕心沥血的经典之作。
来回几次我终于明白，书是可以这样出的：不用自己投稿到出版社，然后望穿秋水地等啊等，而是有人主动来约稿，人家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，写好给钱。于是我也知道了，这些书商不光卖书，还做书，不光是商人，还是“文人”。
周祥介绍我认识的书商，有姓万的江西人、姓张的东北人、姓冯的河北人。
我们最早是给万某的“雪××”（西南某畅销小说品牌）、“女×王系列”写“续书”，即他先买下“雪××”的一部稿子，然后让我们以该书为蓝本，主角、主题、风格基本不变，但换一个题目，自己编情节，两人各写一部，15万字左右，稿酬为2000元。于是我们加班加点、夜以继日地写，大约10天就交稿了。我写得比较符合要求，万某前后一共给了我1500元；而周祥嫌稿酬低，敷衍了事，书商只给了他1200元。万某生得很黑，整个一农民模样，非常小气，能给这么多也算是我们的造化了。记得当时周祥还对我愤愤不平，因为这个活是他拉的，我应该给他“中介费”。我便给了。
张某人倒很豪爽，老拉我们出去吃饭，尝他们的“猪肉炖酸白菜”，还老说我们大学生读书挺不容易的，俨然便是联合国“难民局”派来的官员。张某的眼睛看字很辛苦，总要把书稿凑得很近才行，但平常走路好像无大碍。他对民国、军阀、国民党、军事、社会奇闻之类的题材特别感兴趣，让我帮着弄个中共早期领导张国焘的传记，还有四川军阀杨森的传奇故事。我很快拉了我校哲学系的王××、历史系的乔××一起开笔，算我出的选题，由我定提纲与目录、要求与进度，负责修改统稿，联系书商、出版社的卖稿与出书事宜，他们负责找资料、写稿（当然我也写了几个章节），最后大家一起署名，一起分稿费。两部稿子完成后，前者定名为《涛起涛落——张国焘的悲剧人生》，近40万字；后者定名为《军阀杨森外传》，近30万字。由于各方面原因，这两部书稿至今还压在我的抽屉里，没能变成正式出版物，就当练笔了，留作历史纪念吧，将来也好给后代们看看，他的祖先当初是如何走上“创作道路”的。我与张某的成功合作是在认识他很长时间之后的事了，他要搞一部16开的各种社会历史奇闻大全，让我写了两篇（其中一篇是写新中国最大的政治诈骗犯李万铭），各一万字左右，给了我600元。
冯某（我们都叫他“冯老师”）既小气又奸诈，没有一点做人做事的原则，在书商中可谓臭名昭著。经常对出版社、作者、印刷厂、书店耍赖，赖不了就躺在地上放泼，哭喊不停，为自己“诉苦”、“申辩”。他以搞历史政治题材“擅长”，什么“西柏坡秘闻”、“中南海秘闻”、“井冈山秘闻”、“遵义秘闻”、“韶山秘闻”、“延安秘闻”等，以及大部头的“一代伟人毛泽东”、“一代伟人周恩来”、“一代伟人邓小平”等。我认识他快一年后，有一次找到他。他当时在“亚运村以北”（他这么给别人介绍，其实此处属小汤山附近的远郊，号称“马坊”的荒凉野外）找了个废弃不用的农村学校，作为自己所谓的“文化公司”办公地，让我找几个人去给他写书，就是那部《一代伟人邓小平》。其时已放暑假，我便联系了我校、北理工、中央财大的几个老乡、同学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，租了一辆小巴，开赴马坊。在马坊那个把月里，我见识了许多事情。由于我与他的“办公室主任”兼“法律顾问”小程有交情（当时他是我校法学双学士，我们早已认识，后来还成了最好的朋友），冯某对我还算客气，不敢太克扣我们的。如“邓小平”一书，他还是给了我80%的稿费（标准是每万字55元，全书150万字才8000元左右）。在此，小程功不可没。我是亲眼见他把外地一些作者、书商骗得差点要跳河的。我们“写作组”这批人马，来自不同的学校，许多人原来都不认识，在任务安排、利益分配上就有很多掣肘与争执。而我这个“包工头”也不善张罗，更不愿替冯某张罗，大家就像一盘散沙，乌烟瘴气。
那看起来荦荦大观、气派堂皇的“大部头”，竟然是这样“写”（做）出来的，真是让人眼界大开：先确定一个章节目录，冯某拿来大量关于邓小平的书、文章（如他的文选、传记等），从中选取相关内容、段落、章节放进去，实际上就是“剪刀加浆糊”。只要在这些文字前，写一两百字的“引言”、“概述”什么的衔接一下便完。这样，150万字中需要写的不过几千字而已。当时冯某说，他做主编，让我做副主编，我带来的那些人都是编委，都署名。结果书出来了，我们都没署名，冯某自己也不好署真名，就另想了个名字。所以我一直不好把这部“巨著”当做自己的第一部“书”。很快暑假结束了，我们返校上课，马坊的事抛到九霄云外。只是小程还不时来告诉我，冯某逃了；冯某被抓起来了；他的老巢被捣了；他的妻子、孩子走了；“喽罗”们散了；等等。
我认识的书商，自然不止这些。这里我还要介绍不错的两位，一位是文×，一位是吴×。文×是“纵×文化公司”老总，吴×是“津×文化公司”老总，都在“北图”附近。刚认识文×的时候，给他弄了其一部专著中的其中一章，10万字，稿费还算过得去。数年后，我的《大学校园里的“第四只眼”》一书寻求出版，我找到了他，他竟答应了，书出得又快又好，印数也不少，还付了稿费和为数不少的样书，很优厚的了。
吴×则让我帮着写了本《大科技时代：人类文明发展思考》，看起来像个科普读物，实际上是部人文性很强的反思类著作。因为需要寻找很多最新科技成果，所以我先请了清华的同学帮找资料、写初稿，但最后还是署了我一个人的名。所以这本书也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专著。在北京时，吴×付了一半稿费，待我离开北京工作之后，他又寄来了另一半，还算很讲信用的。后来吴×还让我弄一部反映中国的“共产主义试验田”河南南街村的书，暂名《南街村调查》，因为当时有一部叫《马家军调查》的书挺火。他们给了些资料，我自己也找了许多资料，写出了初稿，但至今依然没出，锁在我的抽屉里。但我还是挺想念他们，毕竟他们对我有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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